故事|赵利文:我和摄影怎样相互成全

赵利文 2017-8-14 尤文虎 高心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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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

 

人家说,赵利文你这些年光想挣钱了,可我自己想,我这二三十年跟别的一些摄影师不同的地方,就在于我做摄影时是在做摄影,开广告公司实际上还是在做摄影。我通过相机架起了跟别人沟通的桥梁,结缘了各界不同的朋友,这种丰富性促动激励着我,不停地发表,不停地呈现,不停地想要拍点好东西。所以后来我说,摄影人,不要老在圈里,要丰富人生,要跨界。

 

【一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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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

 

可以说如果我父亲不搞摄影,我压根也不可能喜欢摄影。我父亲是从1972年开始做摄影的,一直到他60岁退休,搞了将近30年。最开始,我就看他订的杂志,最早是《中国摄影》,到了1979年以后家里就有了《大众摄影》。我父亲认识印刷厂的人,因为很珍惜这些杂志,那时候他还带着几包金丝猴烟,去印刷厂找人装订了个合订本。那时候我才多小,也就十岁左右,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,但是他把杂志撂到家里,我偶尔会翻翻。

 

我对摄影开始有兴趣是到了初中,那时候我父亲在他们厂里因为工作的关系,拍了一些有些名气的人(类似于董必武他女儿)的照片,我就把那些照片拿给我的同学们显摆,你看,我爸拍了这拍了那,对摄影就多少有点朦胧的兴趣了。

 

八十年代流行各种摄影小团体协会,我父亲工作之余负责给各个厂房、单位讲课,讲曝光呀、暗房呀这些基础知识,我就开始跟着听,他有时候也会跟我也说说。到1984年的时候,基本上会用相机了,焦点能对实,朦朦胧胧拍些花鸟、动物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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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年-1989年,赵利文早期作品手工相册内页

 

高一学校运动会,我用我爸的小号相机,半格的那种,给学校拍了拍。那个年代有个相机简直不亚于有一辆奔驰车,挂着相机让我觉得自己特牛X,其实是哗众取宠,用这种手段获得一点女孩的喜欢。

 

这期间我开始上手暗房,跟着我父亲学冲胶卷,冲完了放大。有时候打几张小样,打黑了,也不能再多打了,相纸是国家的钱,多打浪费呀,就成了废片。那个年代经济都还很糟,胶卷匮乏的很,我父亲是那种典型的老共产党员,有人给他送钱送东西,他全都不要,隔三差五从他自己的工作里省出来几个胶卷给我,也像做贼一样,担心别人说他贪污。

 

早期创作的时候,父亲和我,父子俩骑个自行车,到附近的农村拍照片。我父亲特别喜欢山啊、水啊,追求风光美、光影什么的,可我觉得他恰恰有一部分生活化的,厂里职工、幼儿园什么的有意思,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有人的照片,所以后来我就很少和他一起出去了,我自己出去拍。但他很认可我,天热,出门拍照前他都替我把水装好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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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利文自1980年代起历年作品发表记录剪贴本

 

那个年代我也是渴望着多投稿,多获点奖,仗着父亲当时能有这种条件,能洗照片,就不停地去投稿。八十年代想在《国际摄影》、《大众摄影》上发表作品是非常困难,我这样的野路子更是没希望,就开始往各种地方小报以及《陕西青年报》《陕西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什么的寄,还有后来《香港摄影画报》,反正大报小报的,只要能发的都寄,到处送。我父亲心细,他把我这些年所有发表过的报纸和杂志都剪了下来做成了一个本子,还把报头和年月日都贴上去,连我的底片整理好,给我拿黑皮袋子包着,放到家里太阳晒不到的、最阴凉的地方。

 

我是个有点粗糙的人,后来我那些东西能留下来,都多亏了我父亲。

 

【二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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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

 

1985年,我领了高中毕业证。实际上,我那个年代只有好班生可以考大学,我们这帮子差班生,提前一年就毕业回家了。

 

差不多就是这期间,我通过父亲认识了潘科。潘科最早在西安红旗厂,1986年到了《陕西画报》社,那时候经常跟我父亲一起在摄影家协会搞活动。他比我父亲小了十五岁左右,比我又大了十岁,经常到家里来,我父亲就当面跟他说,这孩子说话挺不注意,潘科你多教育、多指导、多批评。

 

我看过他早期的照片,有一张《无官一身轻》,一个乡下人戴了一顶过去七品芝麻官的帽子,在卖灯笼,已经是反讽了。那是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照片,朦胧中觉得,拍照还可以这样子拍啊。

 

但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到他家里,看他的美国《生活》杂志。他也是通过别人带回国,那个年代想要订压根就不可能,所以那时候知道一些尤金·史密斯什么的,那个杂志对生活化的作品呈现是很系列的,不像国内的摄影杂志,到八十年代才登那么一个小豆腐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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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

 

这一年对我来说另一个大事是我工作了,毕业后我去了西安的唐城宾馆,当保安。知道我有照相这个小技能后,宾馆的办公室主任说,哎呦,你这小子厉害,以后要是有个什么重要的人来了你就给咱照。当时,唐城宾馆作为一个很有名的三星级酒店,竟然都没有相机。我沾了我爸的光,他不拍的时候我就可以用,有高官、名人来的时候给拍一拍,我甚至拍过当时美国国防部部长卡鲁奇的肖像。不过呢,我爸的相机是单位的,老用公家的机子也不是事儿,这时候我就想有个自己的相机。

 

1988年,因为买相机的事,我还跟家里发生了争执,父母嘛,肯定想着你早点攒钱结婚生子过日子,搞摄影又不能赚钱,所以不同意我买相机。后来我坚持买了台理光10,还跟父母签了协议,签的是“这次买了相机,今后结婚不要家里一分钱”,1985年我妈工资才40钱左右,我爸工资也就50块钱,但一台理光10要1600多块,可以想象那个年代买个相机多不容易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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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

 

那时候信息也非常匮乏,我在宾馆当服务员的时候,老外留下的一些报纸、画报,不要了扔在床底下的,我都能剪下来,贴到小本子上学习,这些东西对我是很有启发的。在那些信息里,其中有一张印象最深的,是一个美国消防队员,上到电线杆上给一个被电了的小孩做人工呼吸。那时间国内我还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照片,这张照片给我的感觉,就让我觉得摄影太他妈有魅力了。

 

由于陆陆续续受到这种带有一定批判性照片的影响,这个阶段我自己也就开始拍批评照片了,什么警察和小商之类,到了1987年《陕西日报》开辟了一个批评专栏,我还获了奖。潘科说我拍得最好的是温情,可我最喜欢批评照片,他说你为什么老是批判生活呢,但是我就喜欢我那几张,喜欢这种冲击性的东西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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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

 

很多人拍照的时候回避这种冲突,找个理由就不拍了,其实还是怕。可我强化去拍一些年轻人,年轻人容易引起矛盾。我也怕,但我要拍。没有记者证,就没有身份,后来我只好把在《陕西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过的东西拿在身上,一旦有事就说我是它的通讯员,对自己是一个保护伞,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很多这种通讯员的证件。不过有时候也没什么用。

 

我觉得批判需要胆量和勇气,摄影应该是种利器。

 

【三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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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嘉诚 1996年

 

我开始意识到照片能挣钱,就是到了九十年代拍名人的时候。

 

整个八十年代,我就是挣工资的普通老百姓,靠投稿,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。我记得那时候领过的稿费里最多的一次就是《现代摄影》杂志,一张四十块,《人民日报》是二十块,《陕西日报》是五块,我最早的处女作发在《陕西青年报》,三块钱。稿费的收入肯定是微薄的,但那个三块钱稿费的年代是最值得纪念的。

 

1991年潘科办广告公司,我跟着他干了一年,之后就开始自己干广告公司了。随后就是我的公司出《长安名人写真集》,这是我策划的一本一百个名人的写真集,那个年代名字都起得怪,模仿日本,起个“写真”,显得洋气些。

 

那是我的第一桶金。

 

我记得当时挣了将近十万块钱,拉一页广告一万五,企业家一人赞助两万,有的现场直接就给了现金,当时好像很多人还不用一百一百的,都是十块十块的,那么大一摞子。被拍的画家呢就给我点画,作家就给我留字。因为这本书,我跟很多人就成为朋友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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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家王炎林 1991年

 

这一百个人,是我一个个挨家挨户找来的。比方说先找到了肖云儒,拍完之后他又说陈忠实可以,说他写的好,于是我就去找陈忠实。就这样他们在推荐,我也在问。有些能要到电话,我给人家打过去,行就行,不行就算了;有些没电话,我就直接到单位楼下等。

 

拍肖云儒是前后三次找他,把他给深深感动了。我当时脸皮厚,寻思着,你是个名人,但你也是个普通人。我能把李嘉诚拍下来,靠得也是脸皮厚。

 

但这本写真集里没有路遥。我联系三次都被他给拒绝了,最后一次我想硬把他拍下来,通过别人找到了医院,把门敲开以后,他直接跟我说,你以后不要再来了,就又把我赶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当时路遥身体、生活状态都不太好,没过半年就去世了,很是可惜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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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陈忠实和他母亲 1993年

 

陈忠实住在作家协会的家属院,我拍他和他老母亲的合影,又拍他在街头吃京糕,前后一共拍了四次。到了1999年的时候,陈忠实联系我,说让我给放大几张,放到陈忠实文学馆里去。之前他还说过,“以后你当我的老师吧,我跟你学摄影”,当然人家是风趣,但这话对我是一个认可。

 

只要拍到了一个名人,我就备着这个照片,拿着它去找下一个。书法界、文化界那些人都知道陈忠实,人家一看,哟,你还拍过陈忠实,拍过贾平凹,就说那你来拍吧,一关一关就这样过了。

 

那个年代个人手里相机还是很少,即使是名人。只要拍了,给人家送照片的时候,你有点什么要求,人家都会满足你,当时是好几十个文化名人都给我写字、画画呢。拍的多了,量就大了,逐渐我就想办法把画家的画和文人的字卖掉,最后只留下些手札,胶卷啥的就不会发愁了。我不留这些东西,我认为我的照片今后价值要超过这些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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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曲家赵季平 1991年

 

这本写真集在1994年出版,印了两千册,卖了三百多册,后来卖不掉的就送人了。如果把卖掉的字画都算上的话,这个项目让我最后赚了将近四十万,我拿这笔钱在八家巷买了个五层83平米的房子,搞摄影的朋友们来了也可以接待一下了。

 

赚完这第一桶金,开启了靠摄影赚钱的思路,紧接着我就转向了做挂历。九十年代挂历风行,家家户户都挂,销路很好,但市面上光有刘晓庆这种电影明星的挂历,于是我就开始谈企业家肖像挂历,一页就是三万块,一本十二页,这些企业家赞助完了还要买上个二百本,一个萝卜两头切,能赚不少钱。挂历就不停地带动广告、设计、报纸,一下子做了六年,非常受欢迎。我记得1995年前后的时候有一个统计,说陕西广告业我还进入了前十位,底下业务员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。

 

【四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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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

 

到40岁的时候,我觉得差不多可以静下心来悠闲了,把广告公司也解散了。这是挣钱,但是摄影始终是没有停下。除了拍名人,还拍了一些朋友们的“私摄影”,经济条件好了之后,也拍些乡村啥的,没有停。

 

那个年代大多是拍农村,“陕西群体”被人说“土老破旧”这种画面,在我看来最有感觉,最有批判性,最有意思,那种苍凉感、西北风、黄土高坡……真是让人情绪激愤。从八十年代我就想到农村去,到陕北去看看,羡慕侯登科、胡武功、石宝琇他们一帮人能去陕北,多么好一个圣地。我特别想参与,也想进入到他们那个圈里聊摄影。但是我那时候还太小,经济也不行,跟不上。

 

不过现在看当时没跟上“陕西群体”,也未必是个坏事。有朋友在一本书里提到,八十年代大部分人都想往农村跑,踏踏实实关注城市的就没几个,恰恰就是我,静下心来,拍了西安。但实际上我是没办法,只能在西安城里瞎逛游,只是拍着拍着才觉得,应该拍点不一样的,警察、官员、福利院这些别人平常不怎么拍的东西。 

 

15-2000年 歌舞团跳艳舞的女孩 河南淮阳
2000年

 

等到九十年代以后拍名人赚钱了,过年过节我也开始就去拍乡村了。进入乡村阶段,我主要是拍庙会,捎带着拍流浪艺人。我觉得庙会很有意思,就是中国的狂欢节嘛。侯老师他是以“农民摄影家”的身份拍农村,我是以城市人的感官来看农村,不关注是不是“土老破旧”,更多是从他们生活的情绪和状态来看。我每回去会给人家买点茶叶、烟啥的,但在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冷静的,不会产生什么悲凉、怜悯、同情。

 

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群体作战,一个画面六七个人一块儿去,举着相机,都能把一个人拍傻了。我参与得比较少,一起拍还是不适应。潘科说我这种笑脸很容易跟人亲近,很容易跟人融到一起,说这是我的优势。之前我拍一个清代老宅院,里面住了十几户人家,第一次去拍,别人面对镜头的时候就发愣。我洗了照片以后不停地给他们送照片,再跟他们交流,偶尔再偷拍一下,这才慢慢熟了起来。无意识下呈现的这种东西是真实的,我恰恰需要的是人放松下来的状态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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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

 

跟侯登科的交往里,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8年,我在他老家凤翔,大年三十他包了饺子,把我和摄影师唐进叫到他家吃饺子。那时候他跟我说,国外摄影师,像韭菜一样,一茬一茬的,摄影这东西就是,成了就成了,没成就没成,残酷得很,时间不饶人。

 

侯老师这话对我影响非常大。你不能拿嘴说你的影像多么精美,照片就在这放着。我觉得一个摄影大家,他必须具备三组以上的东西,才能算优秀,残酷性就在这,你必须要去努力,必须不间断地拍。所以我相机一直到哪都是背着,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,没有一年是停下来的。

 

我自己感觉,我的摄影的丰富性还是很多的,但我每个阶段都完全是靠积累,完全是实践总结出来的。有几个朋友说我的最高峰期应该就是在八十年代,但我不这么认为,我一直在想后面摄影的转向问题,包括2000年以后拍的《别墅里的中国人》,包括《终南山》这十几年,还有前几年拍的我的家庭、周围的朋友们,八十年代哪能想到这些?摄影不在于多复杂,八十年代那会儿我确实拍了些东西,好与坏,反正我曾经有那么一段,我拍下来了,现在也是一样,很多照片你得事后看。

 

【五】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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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

 

国内的摄影作品市场和绘画作品相比,有时候真是让人失落。你看绘画,不说特别有名的大家,就是普通的名人,这张三万,那张五万,很快就能出手。但是摄影,根本就不是这样。

 

我九十年代初拿照片换画换字的那段故事,是非常有意思的,在那个相机少的年代,照片能这样交换,是咱遇到这些有钱人了,要是靠市场卖,谁认知那个照片去。到现在人人都有相机,你再给画家去拍,跟人家换张画,那不可能。到2005年我拍《别墅里的中国人》,敲开门比当初拍名人可难多了,拍完给人家送照片别人也无所谓,人家自己也能拍,给了就给了,下回见咱也客客气气的,还有很多就不愿意,说你别拍啦,有啥好拍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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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

 

我摄影作品的第一单,是2009年西安百年老字号老孙家餐饮公司花10万块钱买了我188张。就是通过我九十年代初认识的朋友、著名企业家李大有。从最开始以摄影为由头跟他交往,到后来他一直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,九十年代初我给他拍照片,到2009年碰到,这么多年过去,我一天到晚还在拍照片,把他给感动了。再一看我的作品,这好东西,他觉得这种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,就收藏了。

 

“老孙家”收藏了以后,再加上当地媒体陆陆续续的介绍和推广,2013年,西安城市记忆博物馆又一次性收藏了我62幅,每张2000元,当时在西安还办了个展览,展了两个月,据说有几万人参观。紧接着,2014年,西安国际中心又收藏了20张,他们的理念是没有过去老西安的记忆就没有今天西安的现代化,我也比较认同。

 

实际上人这一生和朋友交往,都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,前期你有努力,你有拍出来的东西,后期才能不断地赢得别人的信任。后来我的作品被那么多人收藏,我自己有别墅,都跟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有很大关系。当然,我也不愿意把照片定那么高的价,我觉得要坦坦诚诚,老老实实。不要被国外给忽悠了,一张摄影作品定价几万、几十万,哪有人买?我一直觉得中国摄影师要占领墙面,要接地气,要让你的作品流通出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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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

 

总结我这些年的经历,我总觉得我和摄影一直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,我投入它,它回报我。八十年代末我被打得头破血流,缝了三针,连唐城宾馆的工作都丢了;拍《终南山隐士》的时候,出了车祸,差点丧命,后来又有一次差点被大风刮下悬崖。因为摄影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但也得到了很多乐趣。

 

最近几年我除了拍《终南山》,我也开始收藏朋友们的照片,可能收到一定程度,我还会做展览。摄影人就是要相互支持,我觉得也到了时间为摄影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,如果我们这波人还等不到影像市场的春天,可能过些年就能等到了。我觉得这个春天它总会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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