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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道摄影师|韩萌:摄影能多大程度抵达真相?

韩萌 2017-6-7 尤文虎

2015年5月。胡薇,江苏镇江人,出生后被遗弃,安徽宿州长大。《江南弃儿》选一

 

个人的底色

 

2003年10月底,简短的面试后,我很快被通知工作,加入了《新京报》视觉中心——曾被称为报道摄影“梦之队”的团队里,开始了职业生涯的10年。

 

当时团队里有不少牛人:何龙胜、储璨璨、赵刚、倪华初、李锋等等。储璨璨曾经在路透工作,他带来新闻摄影的职业化标准,对影像的苛求,让我一直心存畏惧;赵钢当时负责文化和地理版块地拍摄,我觉得自己几乎无法达到他对影像的控制力。

 

部门的同事们每年会在国际、国内的各项摄影比赛中获奖。当时任摄影部主编何龙盛要求,获奖不是评价标准,我们应该把每一个采访做好,信息核实、细节到位,用职业化要求自己,尽到职业本份。

 

比如,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要求:每一个现场,最早到达,最后一个离开,拍到最好的画面为止,尤其是突发;不可以摆拍,尊重事实原貌。

 

这个标准几乎影响了我之后对自己和工作的判断,成就了我现在的底色:把眼前的每一个工作、每个项目踏实地、尽可能做到最好。

 

部门从开始时有惯例,每周三开部门例会,把这一周的新闻照片拿出来,大家比较、点评,比如:怎么换个角度、站位可以有张更好的照片,曝光、色温是否可以更好些。

 

直到现在,《新京报》仍然保留着《城市表情》栏目,该栏目是训练了我如何保持敏锐的观察力、训练摄影基本功的平台。好照片不会是信手捏来,没有扎实的基本功,表达难以自由。

 

2004年《新京报》视觉中心

 

自我怀疑的开始和女性身份

 

我进入《新京报》视觉中心的第一年是在拍摄财经,包括财经配图和财经人物。

 

那时,我或多或少对财经照片有所怀疑。为什么捕捉到的一个动作可以被解读和隐喻这个人物? 我到底能有多大程度的接触到人物的内心?我想看到人物最原始的本色。一个新闻发布会和一张财经配图,是否可以到达人物内核、还原事件的原貌?

 

这种自我怀疑,断断续续地出现在之后的工作10年中。

 

拍摄一年的财经新闻后,转做突发新闻和时政报道,我乐此不疲,觉得这是最快速的接触社会肌理层的方式。

 

有几年,我都是在往返于各种突发现场。要求快速抵达现场,准确获得信息,拍到好照片。有一年,车祸拍了100多次。很多时候,我会好奇在现场不同职业身份的人:家属、急救者、路人、消防员像是身处几个不同的陌生隔离世界。

 

我一度觉得,我如果能跑一辈子突发,所有的照片集合在一起,可以看到人们在遇到悲欢离合时的各种样子和生态。

2007年8月,山东新泰某煤矿溃水,181人被困。

 

我和薛珺是部门里第一批的女摄影记者,记得2003年10月末的一天,我在办公室面试时,薛珺穿着浅蓝色牛仔裤和白色毛衣,微笑地主动和我打招呼,那时,我默认,这是女摄影记者的标准:外向、开朗、聪明。14年后,她没有更多变化,唯一变化的是脸颊上多出的晒黑斑。女性身份在这个行业中,总会引起好奇,被问到,女性做摄影有什么优势诸如此类的问题。

 

2008年夏天,北京密云,报社接到报料电话:一架撒农药的飞机在半山腰坠毁,一人生死未卜。我和文字记者段修建被派去去采访。大概爬山一小时,见到了坠毁的飞机,拿出相机拍摄时,保安出现了。硬是要抢走相机,不让拍摄。我只好趁着和他争夺相机时,快速地把存储卡拿出来,藏进胸罩里,顺势把相机给保安,因为我根本抢不过两个大汉。

 

如果硬要琢磨女摄影记者的优势,我想,这个就是优势吧,其它的就没什么了。保护好照片是出于职业本能,第二天,照片发布出来,让读者看到事件的原貌。这并不是一张好照片,但是是有效的。

 

用图片故事讲述

 

单幅的照片考验拍摄者的功力:快速地判断现场哪个位置是可以获得一张好照片、快速地发现现场中的人物关系,有很扎实的摄影功力,在一个凌乱的现场拍到一张好看的照片。

 

后来,我开始试着拍摄图片故事,从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故事,到群像式拍摄。

 

2005年,双性“三腿”娃娃进京治疗。

 

2009年8月,我跟着10岁的癌症男孩和他的单身妈妈1个月,拍摄了去他们北京治疗的故事,《10岁男孩抗癌一年》发表在了周末的目击版上 。2005年,我跟拍了几个月《双性“三腿”娃娃进京治疗》,记录了被遗弃的双性孩子巍巍接受治疗和之后被收养的过程。我尝试用跟踪拍摄一段时间的方式,记录一个家庭的一段故事。

 

2013年,北京开始了城中村改造。我选择群像式的拍摄方式,希望能够广泛的选取人物,在城中村改造中,看到这个群体的状态。我和图片编辑林沛青在二环边的一个片待改造的平房区里拍摄,这里因为租金便宜,聚集了大量的外地务工者,院子的地上流淌臭水,一个男人愤怒地把我们赶出院子,觉得我们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。

 

其实,我是高兴看到他这样的反应,除了能想象到的日常,我希望看到他们的隐忍和抗拒,后者是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。然而,当时发表的图片版面,却无法把这部分表达出来。

 

2014年冬天,我们按照常规的要求,报道春运和春节。问周围的朋友,找到了10位春节不回家的人,他们在不同阶层和职业。用幻灯片,把现在他们和他的之前家庭的合影拍摄在一起,完成《不能回家的人》。拍摄过程中,我只告诉他们我需要什么样,问一些设置好的问题。遗憾的是,因为时间紧,我和他们并没有很多的交流。

 

……

 

后来,前面故事中的癌症男孩去世了,我再没有和她的妈妈联系;一个偶然的机会,再见到巍巍,她长成了我认不出的样子;城中村已经拆迁完成,我不知道住在那里的人们又搬到何处,又会在城市里的哪个角落安顿下来。

 

我几次怀疑自己,为什么可以堂而皇之地以记者的身份进入到别人的生活里,与他人的一段生命擦肩而过,然而,我又能为他们做出什么,改变什么?

 

我能多大程度抵达所感受的到的“真相”?

 

作为摄影记者,我们在报道中,一直追求“真相”,但“真相”中人们的挣扎超乎我的想象,人的复杂性一次次地颠覆我认为的样子。

 

汶川地震时,一条条地震消息更新时,我觉得如果留在北京,会有很多负罪感。

 

2008年5月12日晚上,我和摄影记者吴江、文字记者李天宇、耿小勇,和司机王成良,作为第二批记者被派出。连夜开车40多个小时,穿过秦岭,从震区的北部青川进入灾区。5月14日晚上,当我们站在青川中学的操场上时,篮球场上摆放着数不清的学生尸体时,我们四个人,几乎没有什么交流,就开始各自工作。

 

有个父亲用一些白布,把孩子裹好、抬走、下葬。一路没有哭声。

 

2008年5月,北川中学主教学楼,楼体第一层和第二层全部被埋在地下。

 

大约一周后,我和文字记者徐春柳在北川县城封城后,翻墙进入时,赶上震后最大的6.4级的余震。

 

我站在县政府大楼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牌楼下,咯吱咯吱的钢筋声,瓦砾一块块地飞下。更恐怖的是,当时除了徐春柳,周围没有别人,如果我们都死在这里,可能不会有人知道;一想到我还没有和我爸妈、亲人告别,我大哭起来。持续半分钟的余震,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。

 

能活下来,就是一切。

 

回到北京后,在家里睡觉,听到楼下车子经过,我还会突然惊醒,是感觉床在晃。报社专门安排心理咨询师给我们做心理疏导,疏导对我起不到任何作用,我想知道,心理咨询师们是如何帮助经历8.0级地震的人们,如何帮他们走出面临生死之间恐惧。

 

2008年8月,震后百日祭

 

3个月后,北京举办奥运会,我毫无兴趣,我的眼前全是3个月前在灾区看到的悲伤,我申请回到北川,采访了震后自杀的干部董玉飞之妻子,医院里坚持康复的孩子们,还了解了震区精神病院如何建立起来。

 

一年后,再次到了震区,刚到北川,北川县宣传部干部冯翔自杀。同时,我找到了十几个震后再孕妈妈,完成图片故事:她们高龄,尝试再次怀孕,希望能够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。德阳的一位40多岁再次怀孕的妈妈说:生下这对双胞胎也无法代替走掉的女儿。她们的伤痕一直在那里,却尽全力的把生活重新拼凑。

 

生活继续着。

 

我怀疑过那些“要勇敢的向前看”的人们,到底是真的坚强还是在自我欺骗。时间怎么能够把巨大的悲伤抹平?

 

后来,我看纪录片《活着》:一个失去女儿的家庭再次怀孕所经历的挣扎和困惑,那是我可以感受到的真相。

 

2008年8月,北川震后临时搭建的精神病院。

 

2007年11月,百字的图文报道:承德一足疗馆和一歌舞厅失火11人遇难。我和文字记者陈宝成当晚赶到承德,看到了已经烧毁的建筑。第二天,我们辗转找到了转移到殡仪馆里遇难的女孩们:身上没有烧伤的痕迹,盖着的白布未铺满整个身体、面色惨白。大火时,她们被反锁在宿舍里无法逃出而遇难。

 

一个女孩的妈妈从几百里路的外省赶来,她说,她早就欲哭无泪,如果女儿上学就好了,不会跑出来做这个,还好家里还有个弟弟。

 

我们一直强调抵达事件的真相,而人们的精神经历的困境、挣扎、无所适从,才是巨变时代的真相。

 

我一直坚持的报道摄影,能有多大程度的抵达我所感受到的真相?

 

新的报道方式是否可以更深刻地抵达人物

 

大约在2013年,报社已经开始让要求记者们在采访现场时拍摄视频。

 

2014年2月,我的第一次视频采访是疯狂英语李阳和妻子的离婚案。我和摄影记者高玮早早地到达朝阳法院门口,等着李阳和妻子。当他们两个分别出现时,我们有了一小段简短的对话交流,我觉得我不再是躲在相机后面不愿意说话交流的自己了。

 

2013年12月,我拍摄过《李阳的后疯狂时代》的图片故事,记录了在广州的培训总部,李阳用疯狂的模式教英语、他的追随者学习英语是如何疯狂。如果当时能有声音的元素,会有强力的代入感,要比照片本身更加能让读者感受到什么是疯狂李阳学英语。

 

声音的介入,改变了我、观众与被摄者之间的交流方式。

 

当时报社并没有专业的拍摄视频、录音的训练。我意识到,改变即将到来,但技术储备还远远不够。

 

2014年,不能回家的人。

 

2014年初,我申请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汉弗莱全额奖学金项目,到马里兰大学学习新闻学。我选修了新闻视频课程,吸引我的是老师Bethany的转型经历:从报纸的摄影记者,到独立做视频故事,现在是CNN的白宫采访记者。

 

她的新闻视频课程是从拍摄视频最基本的技术开始。从她身上,我更多的看到了一个女性影像工作者在行业中引以为傲的自信。

 

我上她的课时,她已经到了怀孕后期,直到生产前的最后一天,还在上课;转天,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。在我的毕业典礼上,她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和大儿子送给我的画出现时,我激动地几乎要抱住她。我问她憋在我心里的问题:你既要照顾孩子,又要兼顾工作,累不累?怎么平衡?她说,是会有些辛苦,但是,两个孩子将来会为她骄傲的。

 

在美国的第4个月时,我申请到了新浪纪实摄影基金,开始了《流美孤儿》项目的拍摄。后来,和Bethany聊到这个项目,她给我的建议是,试着用纪录片的形式表达,但当时我一个人需要克服太多的问题,最终还是选择了拍摄照片和简单的录音、录制视频。

 

2014年12月,美国佛罗里达州。Jieli Anna Wegerif出生于江苏省,11个月时,被美国家庭收养。《流美孤儿》选一

 

我走访的20个家庭里,除了拍摄他们的日常,我录制了我们的对话视频和一些现场声音。

 

由于当时设备简单,声音质量并不好,但是,我从镜头后面转换到前面,与他们交流沟通,很多时候,我可以直接感受到他们的诉说时眼神里带出的情绪的变化。

 

如果说,在很短的时间内,我可以完成一张照片的拍摄,做视频拍摄时,则是延长和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交流。

 

2015年11月,回国后,我申请到了谷雨非虚构基金,继续做弃儿的故事,调研后,把项目暂定名字为《江南弃儿》。之后的8个月,我几乎走遍了中国东部的省份,完成了图片拍摄;同时,我和杜海开始了同名纪录片的拍摄,今年5月中旬完成拍摄时,仅仅江苏省江阴市,就到过13次,我们的家里存下来厚厚的一叠车票。

 

报道摄影的边界随着媒体形态的改变而改变

 

在美期间,我意识到国内媒体转型已经开始,但实际遇到的情况出乎我的意料,传统媒体人纷纷离开,转向互联网、自媒体,我找工作时,记得有点震惊我的建议是“门户网站也是传统媒体了”。

在回国后的半年,我的脑子一直是蒙的。

 

转型、跳糟、创业,这是我和朋友们每次见面必聊的话题,我明显地感受到传统媒体人的恐慌。这很好,大家正在尝试着新变化的可能,这是推动进步的开始,比习惯于某种状态而不去改变要好很多。

 

那段时间,我经常会很怀念在美国时,和同学们会花整个下午、晚上讨论各个国家里遇到的问题、探讨专业问题。

 

回国的半年内,与其说,我在自由职业的状态中完成项目,还不如说,我在适应国内的变化,在思考,我到底想做什么?

 

2014年8月,美国蒙大拿州,Anaka Stimac和姐姐在家门前的河边玩。2007年,广东省阳江市,Anaka被美国父母收养。《流美孤儿》选一

 

之后,我做过一些短视频,也看同行在做直播。我有点担心,大家面对转型的恐慌时,忘记自己想做什么。至少,在我的观察,现在流行的聚合类的短视频,和摄影没有关系;有一类短视频是在用画面传递信息,只是加入了声音+字幕,看起来像是会动的PPT。这类短视频和传递的新闻照片,功能并没有改变,只是因为传播渠道方式的改变,变换了形式。

 

媒体的形态的边界都在不断的打破,图片如果仅仅限于传递信息,功能会很快被替代。有了视频和声音的元素,报道摄影的边界为什么不能打破?

 

10年的平面摄影报道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;之后的3年,是用影像建立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方式。跳出图片在媒体中传播信息的功能,建立影像与自我、他者联系的方式。

 

报道摄影如果跳出传递信息的功能,是需要有一部分的内在观看,想办法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联系。作者所感受到的和所理解到的会成为真相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创作者本身的态度和价值观,会直接映射到作品中。

 

我有话要说

 

很多摄影师在苦于没有题材可拍,确实,几乎没有涉及不到的话题,很多故事都被讲过,而且反复地被讲述。比如留守儿童、贫富差距、教育、城市化、环境恶化等等。

 

独立纪录片是影像表达的另一个世界,媒体反复涉及到的题材,在我看的不多片单中,都可以找到有导演用纪录片的表达。有的片子中,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。我会相信,好的导演有着更加敏锐的嗅觉和讲故事的能力。

 

题材一直都在那里,无论媒体如何变化,不变的是故事一直在发生,人性可以一直被关照。当独家的故事变得稀缺和珍贵时,创作者能够有多少挖掘题目和人物故事的能力,创作者会有什么样的观点、情感带给观众和读者。

 

2016年5月,江苏江阴,蔡凤侠与亲生父母团聚后的第一次晚餐。蔡凤侠寻找亲生父母12年后,如愿。《江南弃儿》选一

 

在《江南弃儿》拍摄制作中,我总在想,10年前,我到过的地方,我拍过的每一张照片里的人:被后母砍断右臂的小翠、被前夫挖掉一只眼睛的姑娘、震后再孕的母亲们、坠落山间的飞机、在北京CBD附近城中村里纳凉的外来务工者们等等。如果他们现在出现,我会是怎么样呈现?

 

我也经常会问自己,我想希望做快速被传播的产品?还是想做能够反复被观看的、有价值的作品?

 

在我自己初剪影片的3个月中,我再次变换了角色,从导演变成剪辑师,也就是观众与影像素材的桥梁者,试着用声音和画面,把我所感受到的和她们的故事传达给观众。当然,我并不提倡自己剪辑自己的作品,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剪辑师来做。

 

5月底,我的片子出现在Sundance*CNEX剪辑工作坊时,收到了国内外有经验的专业老师的建议,我在不停地思考我的初衷、思路,怎么剪辑、怎么搭建结构、怎么取舍、发展人物等等等。

 

我特别高兴的是,国内能有这样的机会,有专业的团队组织的短期的工作坊培训,除了认识到新朋友,我不断的思考记者身份的记录和纪录片创作如何转变。我并不是告别报道摄影,而是另一个开始:在影像中,寻找另一种方式开始表达。

 

嗯,因为我有很多话要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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