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少白:人无癖,不可交

张一 2017-5-10 大木神

李少白喜欢拍“美女”,这两个字经他嘴里说出来,真诚如小孩子一般,毫不掩饰,反倒让质疑者心生惭愧。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。只是,当时间抚过一个摄影师的大半生,他的故事里还会有喜悦与伤痛吗?那些久远的细节,还能有质感吗?多年过去,什么留下了,什么又走了呢?

口述:李少白

整理:张一

编辑:可以

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。张岱说的。

我的癖就是拍美女。不只现在拍,80年代拍,更早以前我就喜欢拍。我不觉得美有什么时代性的问题,小时候我喜欢的女孩儿,现在我还喜欢这样的。最本质的美还是和谐啊、均衡啊这些基本规律,不会有太大的区别。可惜那些图片在“文革”的时候都被抄了,要是留到现在那肯定有意思。

从“文革”那时候起,我就开始“扫街”了,专拍街头的美女。“文革”的时候我在北邮(北京邮电学院),大学也不正经上课,有大量时间可以自己支配,我对美女感兴趣,就拿着相机上街去了。我背一个“军挎”,上面掏一个洞,把相机放在里面,做一个掩护,这样人家看不出来我是在拍照。那时我有一台苏联产的佐尔基II型相机,也没有变焦头,只有标头,必须近拍,不能远摄。

有一天我和同学骑车上街,去拍美女。我俩在王府井没发现“猎物”,骑到大栅栏,还没有“猎物”,我俩接着骑车穿过人民大会堂后面那条路,准备回家。刚到长安街,就看见大一路车站那儿有个女孩儿,我俩同时尖叫起来:飒!我求我这同学拿相机去拍,他就说为什么我去拍?你自己怎么不去?我就说了,你没看《爱莲说》吗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我觉得这个女孩儿特别纯,我不愿意那样凑上去拍,但是我又想留人家照片。我动员了他半天,然后给他调好焦距是7米,他就骑着车过去了,这小子还是有点慌,距离还有十几米他就按快门了,回来胶卷冲出来都是虚的。

还有一次,我和另一个“钢院”(现北京科技大学)练拳击的朋友一起去颐和园拍美女,天特热,知春亭旁,当时那个位置是游泳场。他说你歇会儿,我替你去拍会儿,他就把我相机拿走了,我心想你会拍什么呀,结果十几分钟之后回来了,特高兴,把相机往我手里一塞,说我拍到啦!话音未落,一个穿泳裤的三十多岁的壮汉,浑身水滴,一把就把相机拽过去了:你们耍什么流氓呢?!我莫名其妙,但我猜他肯定是拍了姑娘了,别看他是练拳击的,这时候软了,耍赖,说什么都没拍。我说拍了又怎样啊?拍了就是流氓?你先别说流氓不流氓,你先把相机给我,你知道相机多少钱么?三百多!你别把我相机弄坏了。你不是说我朋友拍姑娘游泳吗?咱们找个地方把胶卷冲出来,如果里面没有你说的流氓的照片,你陪我的胶卷。那家伙特傻,说我凭什么陪你胶卷。旁边围着好多人,起哄让我们上派出所,我们就一块儿到文昌阁旁边的派出所。

接待的是一个年轻的公安,问什么事儿,然后我们一通乱吵,也没理清个一二三。我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一个老警察,四五十岁,一脸阴沉,一看就是老公安,这时候他发话了,出乎我意料,他冲壮汉去了,说你纯粹无理取闹,这是公园知道吗,公园就可以随便拍照,别说中国人,外国人都可以随便拍,你怕拍你别来啊!壮汉一听急了,你什么立场啊,你居然支持流氓?这个警察“啪”的一拍桌子,都给我滚蛋!滚!就把我们仨给哄出来了。一出来这个壮汉就要跑,我一把给他抓住,你别跑,你叫什么,干什么的?我想我们俩干得过他。这时候那个被拍的姑娘来了,真是漂亮,说算了算了,我们就把他放了。我回去连夜就把照片冲出来,姑娘躺在地上,穿着泳装,那小子虽然不会拍照,但是拍得还真清楚。可惜,后来这照片也被公安局抄走了。

1968年,我的“扫街”拍摄暂时中止了,因为我谈恋爱了。我和她一见钟情,她是上海人。我俩熟了之后呢,就聊了一些事儿,她说特别不愿意坐公共汽车,说会遇到流氓,特坏,老是动手动脚,说到这她突然一拐弯儿说,还有一种流氓,比那个还坏,他不动手动脚。我说那他干什么啊,她说:他照相!

她讲了一个故事。在认识我之前,有一次,她在长安街上坐大一路公共汽车,在天安门站换5路车,半天不来车。这时候就看见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,摇摇晃晃地冲她过来,忽然拿出个相机拍了一张,然后做了个鬼脸就走了。她特气愤,特想过去一把抓住他,但是周围都是等车的人,她就没敢,回到家就哭了,他妈问谁欺负你了?她说被拍了,他妈说这有什么啊,说明你漂亮,人家喜欢你呗。然后她就回自己小屋里照镜子,看自己是不是这么漂亮。

我一听,她说的这个时间地点正合适,就是我和同学在马路边拍的。后来我把实情告诉她了。她一听就说,要知道是你们,咱俩第一次见面我扭头就走。后来那张有些虚的照片被我放在了一本相册的第一张。

我拍美女特这么多年,我觉得好的“模特”就俩人,一个是陈凯歌的夫人陈红,一个就是我那位女朋友。她不仅长得好看,还特别有悟性。有一次我俩泛舟昆明湖,她在船头摆出舞姿,我在船尾给她拍,她一不小心掉水里了,水不深,她要上船,手抓着船,脚要搭上来,这一搭,水打湿了裙子,特别的美啊!我就赶紧拿相机拍,我一拍,她就维持这个姿势和我配合,特别的好。

1968年,我和她商量,要给她拍裸体照片。颐和园里面现在有个位置叫凤凰墩,当时都是稻田,水比较浅,船划不到那儿,周围没人,环境又好。那天我们把船划到距离岸边还有几十米的位置,把船桨往水里一插,就淌着泥水过去了。我当时真是太兴奋了,那一组要是留着就棒了,从她脱衣服,到害怕,我都拍下来了,那个状态特别棒。现在想起来,那时候要是被人逮着,或许能把我打死。

在那不久之后,我因言获罪,罪名是发表“反动言论”。我态度极其顽固恶劣,法院审我的时候说,啊,李某,你不仅思想反动,啊,你生活还糜烂,你把你拍的那个裸体的,交待一下,你先说,你是强迫她拍的还是她自愿的?我说当然是自愿的啊,你没看照片上笑呵呵的?一个三十多岁女法官问,你是在哪儿拍的?我说颐和园。那法官特惊讶,颐和园?颐和园不是有好多人么?我说颐和园也有没人的地方啊,你问这个干什么啊,这个和我案情有关么?

一直到1979年,我才被放出来。回到家,我喜欢的东西都被抄走了,这其中就包括我给她拍得那些照片。我出事儿之后,她也受牵连被审查,这个事儿我顶多是个流氓,作为一个女孩子,以后她还要谈恋爱啊,她比我还难。那段时间我还是老惦记她,希望能偶然遇到,但是也没有。跟她慢慢失去联系之后,我又重新拿起相机,进行街拍。那时候“文革”结束没几年,思想还是有一定禁锢,但社会气氛相对没有现在这么浮华,其他方面都差不多,那时候买不起彩色,还是黑白的,好些都没印放,就在家里放着。

1980年代 李少白与夫人

我记得大概是1979年,《大众摄影》复刊,当时王府井路口有个报摊,那是我每个月的大餐,有时候我就站在报摊旁边捧着看完。八十年代初,我认识了当时《大众摄影》的编辑,原新华社的李碧锐,他负责月赛,我就老给他投稿,慢慢就有好几幅刊登在月赛上,我记得这些照片包括街拍的、拍小孩子之类。后来认识了主编高琴,我们当时还合作了个挺有影响的影展“历史与现实——领导同志镜头中的世界”,有22名部级以上喜欢摄影的领导参加,这应该是中国首次办这样的展览,当时参与影展的有邵华、王光美,我记得张爱萍和高占祥拍得挺棒。但我自己仍然喜欢拍美女,80年代女孩跟现在的女孩不一样。

1984年,我在一家对外刊物做图片编辑,那个杂志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颖的杂志,正好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开拍了,我们杂志要做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的专题。那时候红楼梦在大观园拍,我在那待了一个礼拜,借这次拍摄机会不仅完成了任务,我还拍出一套挂历,认识了好多女孩儿。

红楼梦演员合影

第一次拍摄,他们给我五个女演员,全是主要角色,有演薛宝钗的张莉,有演林黛玉的陈晓旭,有演迎春的金莉莉,反正是12金钗里最主要的几个,我就在大观园里找背景给她们拍。我的想法是把林黛玉和薛宝钗搁在最后拍,先把别人拍了再拍她俩,她是最主要的角色嘛。没想到陈晓旭就跟林黛玉一个样,小心眼,她不干了,她说我还没吃饭呢,我先走了。我认为她有大牌思想,我说那你走吧,我这是任务,又不是我想拍你,我丝毫没有妥协,结果那些女孩儿看我生气了马上就来哄我,还哄陈晓旭,就跟哄林黛玉一样,哎呀你先拍吧……这才把她给哄回来。

陈晓旭

几天之后,我又给她们几个姑娘拍照,正拍陈晓旭,就发现她好像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儿,捂着嘴乐,就跟林黛玉一样那个劲儿,大伙儿都跟着乐。我低头一看,因为我裤子不结实,老是蹲下又站起来,裤子扯开了,大腿都露出来了,我还挺投入的,都没发现。我也没地方换裤子,还得接着拍啊,这时候陈晓旭就带头,把她的手绢给我让我扎上,另外那几个女孩也都提供手绢,五六条手绢把裤子扎好了,接着拍。

演薛宝钗的张莉啊,性格也完全像薛宝钗,她不声不响的,比较大度,有心眼儿,不争,最后剩下她一个人了,我可以好好拍她了,所以给她拍得特多,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的。

张莉

当时我拍美女跟摄影其实没什么关系,没有题材意识,也不是为了拍作品,我就是对美女感兴趣,而且想将来要当美女摄影师。从街拍,到约人家拍,慢慢到拍杂志封面和挂历。那时候我还是记者,很多照片其实和我杂志发的内容没关系,但有这个身份,也方便。拍完以后我尽量在我们刊物上用,用不上的话我也会给人家几张照片。



陈红

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挂历是照片的一种市场出路,挣钱也好玩,我一门心思拍挂历。1988年,有一次我在中国美术馆十字路口,看见一个高挑的女孩儿,绝对漂亮,气质也非常冷艳,当时我就动心了。我拦住她说,很冒昧啊,对不起,我是摄影记者,一直想在人像方面发展发展,想拍很好的女性人像,但这个呢,光我不行,还得有符合我要求的女孩儿,我看你就特别的符合,希望你能合作。她看了我证件,留了我的电话。几天后她给我打电话,提出要求,拍摄费用400元,80年代我还没有拍摄付费这个概念。400元,相当于现在四千差不多,我还是咬牙答应了。

叶继红

1989年是马年,挂历要拍一本骏马与少女,必须要和马在一起的,那时候香山脚下有个跑马场,我就把她约到那里,拍女孩和马的照片。我那天用了借来的一个玛米亚相机,拍120的反转片。那天我还碰到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,他家当时住香山那边,他看我像拨花生一样换胶卷,觉得太奢华了,说你这个是谁出钱啊?我说我自己掏钱啊。等我拍完了,我马上把胶卷送图片社,过几天去取。取的时候我又碰到多年未见的一个朋友,问我说少白你这几年干嘛去了?我说你等看我胶卷就知道了,结果营业员给我一个大口袋,和以往的都不一样,我觉得有点奇怪,打开一看,27个胶卷全都没曝光!我那天借用朋友的玛米亚相机有故障,这对我来说是五雷轰顶!

当时我觉得这是个极其惨痛的事,得想办法把损失找回来。最后想到的办法是——我把烟给戒了。从那天开始直到现在,我没抽过一口烟,我觉得如果我再抽一口,那27个胶卷的悲痛就会重现。

一晃十几年,我都办公司了,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,她说你猜我是谁,我说猜不出来,她说你是不是认识的女的特别多,我说这你管不着。她说你仔细猜猜,我一想,呦!是她。她说要求见我一面,我说行,约好时间,下午两点多在天坛东门见面。我不到两点就到天坛东门了,在对面一个杂货铺呆着,有个窗户,我从这窗户往外看。快十年没见了。这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台湾作家写的一本书,作者小时候的印象是家乡城市很整洁,还有个女孩,他单恋她,但没有表白。后来他去欧洲了,多年后他有机会回家,就想看看故乡,还有那女孩儿。终于回到台湾,他看房子怎么这么矮,街道怎么这么窄,看见这个女的,已经是个老太婆了,不堪卒睹了,我就想我会不会也这样。

我就想都两点多了,怎么还没来,这时我才注意到天坛东门口有一个中年妇女,一直在那呆着,我希望不是她,仔细一看,唉呀,真的是她。

见面后她说,对不起我,对不起我的家,弄得这么惨。我说这不能怪你,这是一种必然,我打了一个比方,比如我到一个商店去买杯子,有俩,一个是精致的瓷杯子,一个是铁杯子。你买铁杯子不怕摔,买瓷杯子千万不能摔,一摔就碎,我想我不可能摔它,但是没想到,地震了,她说你是怨杯子还是什么,我说只能怨我自己。

那是九十年代初,她是47年生人,她现在怎么样,不知到了。

90年代初,我拍美女在北京还是比较有名的,因此就有一些议论,说李少白离开女人的大腿就不会按快门,我听了特生气,那我就拍别的给你们看。一开始我只觉得故宫是拍美女的好背景,因为北京无非就这几个地方,故宫北海颐和园,那时候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,票价也便宜。如果我能把故宫这个大的题材驾驭好,那也就能让某些人闭嘴了。我就拍了半年故宫,并且在1992年11月3号,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展览《神秘的紫禁城》。当时那个展览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,很多人由此重新认识我。拍美女带来的非议激发了我,拍故宫也是我拍美女带来的良性的结果。在拍故宫之前,我是没有这种相对完整的题材意识的。

故宫 1980年代

拍故宫出了我一口恶气,还不彻底,我就准备,在他们擅长的领域里,虎口再拔一次牙,我就拍长城去了,这和他们现在说的责任感之类无关,但是在拍摄过程中,我逐渐喜欢上了长城,长城是自然伟力和人的力量结合搏斗的产物,建造长城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,但是建成之后,大自然始终在摧毁长城,始终在报复人。长城的美产生在这种互相较量中。

后来有人说我勤奋,我认为不是勤奋,就是想做,我要努力的反而是要控制自己不要进入的太快太深,我要和刚踏入这个领域一样,一直有那个兴趣。有的人说啊,书也出了,展也办了,就差不多啦,我反对他这观点,我说这是你衰退了,肉不行,灵也不行,这是无止境的。我没有终极的目标,没有“黄金时代”,每个年代对我来说没有区别,我始终战斗在第一线。

陈晓旭 (饰林黛玉)

张莉(饰薛宝钗)

韩流流(飾麝月)

江珊

李小冉

史可

王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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